在上期《區塊鏈社會學》第二季最終回,我本想做一個全面的會員滿意度和意向調查,後來想一想,這種統計方式不太適合我,就算所有讀者都跟我說要把文章寫得簡短、要做 Instagram、要拍片,我也不見得會按著去做,「意見接受,態度照舊」的統計,未免虛偽。
所以我是獨裁者,擺出一副「喜歡就讀不喜歡就退訂」的態度麼?倒不至於。只是對我來說,讀者跟作者之間,並不是單純的消費者與服務商的買賣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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烽火台的往事
容我從一件看似毫無關聯,接近三十年前的往事說起。
九十年代,即我的大學時期,幾年時間我都泡在學生會。當時,火紅年代早已過去,學生運動缺乏方向,學生組織跟大眾甚至跟同學的關係很疏離;至少,那是我當時的深刻感受。於是學生會上莊時,我們拋出重新拉近跟同學距離的政綱。
上莊選舉時到處跟同學宣傳,舉辦諮詢會,是每個學生會甚至系屬會的基本要求(三十年後的區議員、立法會議員甚至特首都不用跟人民交代,反而國家機器逼死大部分學生會,香港淪落得有多嚴重可想而知)。然而即使實踐民主的機會擺在面前,諮詢會卻總是小貓三兩隻,間接說明學生會跟同學有多疏離。
我記得,在烽火台那個只有兩三人參與的諮詢會,有位師兄不斷批評「跟同學拉近距離」的政綱說了等於沒說,本末倒置,根本沒有告訴同學內閣想要達到甚麼。我的回應大概是同學對學生會漠不關心,根本甚麼都做不到,跟同學拉近距離才是當務之急,諸如此類。我記不清楚當時有沒有覺得這位死咬不放的「老鬼」很煩,甚至有沒有討厭這個後來亦師亦友,你也很可能認識的公共知識分子,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。
後來回看,我實在後知後覺得可以,一直沒能深刻體會諮詢會上的一番話,直至 2012 年,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民教育運動。
回看過去十多年,學生組織跟大眾一起參與社會運動好像理所當然,但在更遠之前一段頗長的時間,總是學生組織在做一些公眾毫不關心的事,令人覺得十分「離地」。那麼,是學民思潮成功拉近跟民眾的距離,急公眾所急,關心公眾關心的國民教育麼?完全不是。事實是反過來,學民思潮鎖定國民教育這個當初乏人問津的議題,深耕細作,利用文宣、街站等諸多方法,努力不懈,才讓公眾認識到這個議題,然後又因為公眾理解到國民教育是學民思潮跟自己共同關心的議題,逐漸跟這個學生組織拉…